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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创新理念 赋能城市治理

发布时间:2019-12-12来源:南方日报作者:

 “创新不是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甚至也不是激进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城市治理的重点应该从‘网格化管理’转为‘网格化服务’,使城市管理寓于城市服务之中。”
倾听创新理念 赋能城市治理

         “创新不是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甚至也不是激进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城市治理的重点应该从‘网格化管理’转为‘网格化服务’,使城市管理寓于城市服务之中。”“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城市治理创新的最终合法性来源。”“城市发展必须要让人可以落地生根,要从单纯地追求经济,转变为向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服务。”……
        在12月6日举行的“圳·治——深圳2019治理现代化榜单发布暨经验交流会”上,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彭春华分别就《城市治理创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以及《大湾区背景下的城市治理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两位专家金句不断,为城市治理开启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人民的幸福生活是评判城市治理创新的最终标准

        城市治理创新,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升城市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发展的基本途径。城市治理创新既需要新的理念,也需要新的方法。从近些年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和国际城市治理创新的先进案例来看,以下五个新的理念和五种新的方法尤其引人注目。
        五种新方法
        一是创新。创新不是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甚至也不是激进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简单地说,创新就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比较而言,创新是效益最大而成本最低的改革,因而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变革潮流。
        创新也是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解决生态恶化、交通拥堵、空间扭曲、参与不足等现代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比较而言,在所有创新中,制度创新尤其重要。从国内外城市治理创新的一般经验来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是城市创新的四个重点领域。
        二是治理。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重大的理念转变。治理的主体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治理的手段通常不是强制的,而是协商的;治理的目标不是私人利益,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公共利益。
        新的城市治理观念,要求我们用现代的城市治理替代传统的“城市管理”,从而走出目前的“城管困境”。进一步说,新的治理理念,需要从一元治理转向多元治理,形成“社会共治”或“官民共治”的共识;从“维稳”式管控转为“维权”式治理,养成公民权益优先的思维方式;从简单的行政管制转向更多的居民自治,强化城市居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
        三是服务。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治理创新的未来方向。与此相适应,城市治理也应当从“管制型”转为“服务型”。城市治理的重点应该从“网格化管理”转为“网格化服务”,使城市管理寓于城市服务之中。这是破解“城管困境”的根本出路。
        建设服务型城市,实现城市治理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需要改革现行的城管体制,发展和完善新型的城市服务体制。
        四是共享。共享不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更是一种价值理性。在城市治理中,共享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工具的共享,如顺风车、团购和社区互助共享等;还有信息资源的共享,如各种数据资料的共享,小到道路实况导航,大到城市治安网络。还有一种就是价值的共享,特别是发展成果共享。价值的共享尤其重要,它涉及到居民的共识和认同,也关系居民的平等、公正和社会福利。
        新的共享理念,既需要新的城市治理机制,包括信息共享机制、政策共享机制和福利共享机制;也需要新的共享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平台和共享信息数据库。城市居民的共享信息数据库将成为未来城市的基础设施。
        五是融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城市的碎裂化。克服碎裂的有效途径是促进融合。应当促进新老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城市新旧体制之间的融合和城市公共治理部门之间的融合。
        新的融合理念,需要通过新的城市机制得以实现。城市户籍体制改革、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改革、城市规划与设计体制改革、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是促进融合的关键所在。
        五种新工具
        从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创新的先进经验来看,以下这些新的工具或方法,对城市治理创新尤其重要:
        一是信息网络的新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样也已经改变了城市生活的内涵和形态。离开信息网络技术,城市生活已难以想象。离开了这些新的技术和手段,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城市治理创新。智慧城市的建设、市民的网络化生存、城市的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等,实质上不过是新兴的信息网络技术在城市治理与服务中的应用而已。
        二是参与式的治理方式。参与式治理不仅成为市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参与式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善城市治理的效果,更在于公众参与的过程性价值。市民在参与城市治理中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理念,政府则通过参与式治理增强了公民的认同和信任。
        三是精细化的新式管理与服务。城市管理服务的精细化除了信息数据技术外,还需要提升城市治理主体的素质,更新和建立城市治理和城市服务的新标准。标准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在未来城市治理创新中,标准化也将变得日益重要。
        四是透明化的城市生存方式。无论是市政当局的城市治理,还是普遍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将高度透明化和痕迹化。这种新的城市透明化生存,在有利于扩大市民知情权和城市民主治理的同时,也对保护市民的隐私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城市生活透明化条件下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的课题。
        五是“多规合一”的城市管理新体制。部门林立,政出多门,是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的普遍现象,是现行城市管理体制的明显弊端。为了有效克服碎片化管理,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多规合一”的新体制,将城市的发展、管理、规划和服务等进行统筹协调,使城市的各种规划、制度和政策进行整合,实现“多规合一”,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治理与城市服务的效能。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城市的主体是市民,是生活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活生生的人。人类发明并建立城市,归根结底是为了市民的幸福生活。所有的城市治理及治理创新,都是为了服务于市民的幸福生活这个根本目标。偏离了市民的幸福生活这个至高至善的目标,一切的城市治理与创新便偏离了城市文明的正道。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城市治理创新的最终合法性来源,也是评判城市治理创新的最终标准。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彭春华:城市发展必须要让人可以落地生根

        中国发展到现在,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更多体现在城市的管理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深圳以及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怎么走?特别是在11个城市中,香港和澳门的社会特点、运作和管理,都与其他9个城市有较大区别。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城市群是湾区的一个具体表现,大家公认的三个成熟湾区都拥有非常成熟的城市群,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当中运行管理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乃至广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与外来的移民、人才的到来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融合是一个核心的特点。外来和本地的新旧居民融合,新理念和传统理念的融合,都贯穿在城市群的治理当中。
        随着城市化进程,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传统的城市管理者有一个非常单一的任务:尽可能地把外来的资源吸纳到框架中。在极化过程当中,如何把各种资源更好地安排、更有效地调配,成为城市管理者一个最直接的任务。
        而建设城市群,需要资源走向“扩散”。但城市不会主动地走,因此需要更多的执政者和管理者用更主动地推动,例如建立深汕特别合作区。
        在扩散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包括人在内的生产资源真正愿意走。因此,我们第一步抓的是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网络建设,例如“轨道上的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等规划。此外,涉及到港澳,还存在通关、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管理改革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这些有形无形的管、网络搭建,城市群得以良性运转。
        城市群的形成,要求地方政府不仅仅要着眼于当地,还应该着眼于城市群,从这个大角度确定城市应该从什么方面着手建设,如何推动管理和治理,寻求共赢发展。
        城市群的形成一定会形成各级层级分化、规模分化、大小不一的各个城市。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在经济发展定位上也有所差别。在差异化的发展当中,各个城市必须要找到能够有别于周边的城市的、能凸显出城市特色的特征,从而吸引特定的人群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
        城市群中如何实现优化互补?我有三个方面的设想。
        第一,城市的发展必须要让人可以落地生根,要从单纯地追求经济,转变为向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服务。这一点会成为未来城市吸引外来人口、新增人口最重要的动力。纯粹的工业城市可以吸引到的新资源有限,必须要为人提供更高服务。
        政府应该提供哪些层次的服务?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人民能获取的便利的生活方式,三是民众出行便利程度。这是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体的基本职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市场的机制。一个城市留得住人,应该靠生活的便利和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从经济合作转向功能合作。各个城市立足于当地各自的特点差异性地发展,通过发达的网络可以形成整体优势的一个城市群,形成“1+1>2”的模式。香港、澳门的城市治理、管理的制度非常成熟,这方面的制度我们可以大胆地来借鉴。
        第三,从单向传统转向多维合作。城市的治理和建设必须要跟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挂钩和协作起来。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多维互动的合作要形成一个良性的整体,避免过度发展产生的城市病或者是乡村病。因此,合作必须形成多维互动、一体的合作,形成共性的发展,城市的治理和发展,必须跟乡村现代化发展共同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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